我在谈论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时候，已经对元小说的特征作了一些勾勒：站在小说之外谈小说，站在虚构之外谈虚构。这不能不令人感慨多端了———小说诚然是一张烙饼，元小说把它翻转过来烙一下，“反元小说”又把元小说翻转过来再烙一番。但是这种小说艺术的“再翻个”，却不是小说还原，而是另有套数。如果说元小说是立足于真实世界去谈论虚构世界，那么“反元小说”则采取相反的思维角度，从虚构世界的深处，反过头来谈论作者及其熟人的真实世界。如此真真幻幻颠倒错综的语言把戏，使人不由得想起《红楼梦》太虚幻境中那副对联：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
反元小说模样的作品，还是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中的《狐梦》最有点模样。蒲松龄一生，蹉跎场屋，四十岁以后在离休知府毕际有府中当了三十年的“孩子王”，当时的尊称是“西席夫子”。因而有幸结识该府的侄辈毕怡庵，游戏笔墨而谈狐说鬼，在这篇反元小说模样的作品中拿朋友的生理特征开玩笑：“余友毕怡庵，倜傥不群，豪纵自喜。貌丰肥，多髭。”这位朋友读《聊斋》，也简直有点读得走火入魔。读了《青凤》，恨不得也能遇见“人间无其丽”的妙龄狐女，恨不得也狂态可掬地拍案高呼：“得妇如此，南面王不易也！”他用《聊斋》奇谈来规划自己的人生，因此蒲松龄也乐得把他引入《聊斋》奇谈的虚构世界中。
蒲松龄一片热心肠待朋友，不像《青凤》那样让一介狂生好事多磨，而是开了一趟直通车，让那个妙龄狐女梳妆打扮，送上门来。一度握手入帏，款曲备至之后，又让狐女拿朋友的生理特点寻开心：“肥郎痴重，使人不堪。”一度寻开心兴犹未尽，又让毕怡庵进入梦中梦，在梦境中领略姊妹辈为狐女贺新郎的筵席狂欢。筵席间二姊说小时与狐女打闹游戏，咒她将来嫁个“多髭郎”，刺破她那小小的嘴唇，这又是拿毕怡庵胡须拉碴的特点逗乐儿。这班狐狸精实在会捉弄人，巧设机关让毕怡庵频频罚饮，那个狐女还把裹脚绣鞋化作“小莲杯”向他劝酒，这简直是应了话本小说的一个话头：“任你黠如鬼，且喝洗脚水。”蒲松龄把他的熟人世界移入他所擅长描写的花妖狐魅的世界，在幻中幻之间，把朋友体肥多须、狂荡不羁的真中真的特征当噱头，游戏笔墨，酿造笑料，于朋友间传阅此卷之时，当会哄堂大笑，拍手连称“妙哉”的。
如果说元小说是一副面孔，反元小说就是一种趣味了。它在元小说板着面孔挑剔小说虚构之不是的地方，施展诙谐奇趣，随心所欲地拿小说虚构来游戏笔墨，以幻戏真，于无伤大雅的促狭之处令人妙语解颐。《狐梦》不仅戏弄了朋友，而且让朋友在虚构的深处摆脱尴尬，反过头来戏弄作者。狐女与毕怡庵交往一年多，天下岂有不散的筵席？她要到西王母那里当“花鸟使”，也就是寿筵上的礼仪小姐了，临别她问毕怡庵：“君视我孰如青凤？”又说：“我自惭弗如。然聊斋与君文字交，请烦作小传，未必千载下无爱忆如君者。”于是小说就从虚构的层面，退回到作者与他的朋友的真实层面，并且以真应虚，作者亲自出面来回应狐女的要求：“康熙二十一年（公元1682年，腊月应属新历次年）腊月十九日，毕子与余抵足绰然堂（蒲松龄后半生执教的淄川毕府的堂名），细述其异。余曰：‘有狐若此，则聊斋之笔墨有光荣矣。’遂志之。”。反元小说以幻窥真，由真应幻的写作角度变化，在这里被运用得妙趣横生了。
小说在古代中国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体。既然不登大雅，就不妨以游戏笔墨出之，因此小说世界比起经史世界更多奇趣，更多诗之为诗的自由想象余地。历朝颇有些文人不避文体卑下而津津有味地耕耘之，实际上是在耕耘一块文体约束力比较薄弱，因而更具个人趣味性的园地。宋朝的洪迈身为翰林，官位非终生困顿的蒲松龄所能比，近年又因他的一部《容斋随笔》，被媒体炒得有点发烫了。但他一生趣味所寄，还有一部断断续续地写了近六十年，篇幅达420卷的志怪书《夷坚志》。我发现，这里已经早蒲松龄五百年，出现反元小说了。《夷坚三志辛卷第九》有一篇《萧氏九姐》，写易生向卜者徐谦请教天文历法，随后每夜到郊外观察天象。不期然遇上一个绿裳美女，和他谈论殷纣王的妃子妲已能根据天象推知九州灾异，被易生点破她是精灵，她就化成绿毛龟跳进池水中了。这个故事的传说者是徐谦，他大概是想借用这个绿毛龟的故事，为自己的占卜术增添一点神秘和灵验的色彩吧，但那个绿裳美女谈论天象时吞吞吐吐，不愿泄露天机，宣称“恐或泄与徐谦其人得知，定写呈洪（迈）内翰，编入《夷坚》之书，非吾志也”。这样她便从怪异的虚构故事深处，反过头来议论《夷坚志》的作者和他的熟人的真实世界。写作者反被他虚构的精灵拉入虚构的世界，这便是反元小说以幻视真、真幻旋转的奇笔妙趣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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